全面轉入備戰狀態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國將繼續向全面集權經濟轉變。
作者：Kung Chan and He Jun
譯者：撒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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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深遠影響、反全球化情緒高漲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升級之後，全球經濟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國也感受到了這些有別於全球化時代的變化。中國的民營企業正在努力應對經營中不斷升級的挑戰。商業環境持續惡化，對未來市場的信心明顯減弱。
目前，地緣政治因素已在考慮來華投資的外國企業中引發擔憂。一方面，人們擔心西方世界可能會對中國採取制裁和限制措施，另一方面，人們又擔心中國可能會對西方國家的行動做出不相稱的反應，從而對外國投資造成壓力。
與此同時，普通消費者受經濟前景、就業、收入增長和資本市場等不利預期的影響，信心明顯不足，中國的消費和投資數據也反映了這一趨勢。
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軌跡引發了不同的觀點。在中國國內，有人提出中國正在轉向「戰爭驅動型經濟」。根據這種觀點，中國的投資戰略應與這一前提保持一致，重點放在軍工、尖端技術、食品安全、供銷合作社、大型社區食堂和低端消費上。反之，則不應提倡高端消費、大城市戰略和個人創富。
然而，現實情況是，中國參與實際戰爭的可能性很小。歷史證明，「戰爭驅動型」經濟與繁榮的經濟是不相容的。如果把重點放在戰爭上，經濟就會受到影響，反之亦然。應該牢記的是，持續的備戰狀態，使經濟服從於這一目標，並不等同於正常的國防投資。
戰爭驅動經濟的邏輯有一個重大缺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會陷入長期負債，要麼為戰爭犧牲，要麼被龐大的軍事機構及其對大量經濟支持的需求所拖累。基礎設施實際上是物化的債務，需要前期投資和持續的維護費用。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基礎設施，過多的數量必然導致償還債務的義務，這意味着「戰爭驅動」與可持續經濟之間存在着內在的不相容性。
如果戰爭驅動型經濟不是中國選擇的道路，那麼未來的中國經濟更有可能傾向於中央集權。這種經濟模式的特點是由國家權力主導，實現對資源的控制。集權經濟有兩個特點。
首先是戰略領域的有效覆蓋和控制，這意味着共產黨或巨型國有企業將控制幾乎所有具有重要價值的行業。這包括商業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石油、煤炭、糧食、電力、基礎設施、汽車製造、重要礦業等傳統行業，在這些行業中，中央企業或國有企業已經佔據主導地位。然而，即使是房地產、半導體、風險投資、銀行卡清算、數碼技術和資產管理等傳統上由私營企業主導的領域，也在逐漸向這種中央集權經濟模式傾斜。
其次，競爭性領域將出現主導性集中。在互聯網、零售、紡織服裝、互聯網金融、光伏、電動汽車和電池等具有市場競爭特徵的領域，民營企業歷來是主要的參與者，而在中央集權經濟模式下，中央政府將通過政策框架系統地控制幾乎所有的民營企業。
儘管如此，中央集權經濟並不等於計劃經濟，這主要是由於注入了市場元素。與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沒有市場不同，中央集權經濟模式承認市場的存在，並將隨着經濟增長而不斷擴大，儘管會受到一定程度的中央控制。在此框架下，可以利用重大項目以及財政和金融資源來間接控制市場。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中央政府未來可能會通過央企對關鍵戰略領域進行更多的控制，同時國家的政策體系和資源配置也可能會對民營企業佔據的競爭性領域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因此，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的市場主體和政府機構都應做好準備，以適應這些即將發生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