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接了一個本部過來的病人，就看到他醫療記錄里，最開始並沒有用，可能各方面原因，然後6.7天複查CT，報了肺部進展，把P藥給加上去了，其實並不是最科學的。」這名醫生說。
在實際操作中，有很多情況，讓醫生沒有辦法根據診療方案中的推薦標準進行開藥。上述醫生提到，理想情況是：病人一般出現症狀之後立即做核酸或抗原檢測，醫生可以比較準確判定發病天數。但是「有些病人即使出現了症狀，屏了好久，再去測，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靈活的範圍了。」
出現症狀和核酸陽性之間存在時間鴻溝——這個問題不只是患者個人的檢測意願導致的。「我們其實只是做了抗原，然後結合CT結果，認為老人是得了新冠。實際上，我們住院的時候，醫生根本沒有要求我們去做核酸，他說就按肺炎來治就行了。」沈璐說。
沈璐的母親現在下不了床，家屬甚至不知道醫院裏哪裏可以做核酸，沒有醫生建議主動為患者進行檢測。沈璐推測：「我估計跟乙類管控有關，因為測血常規就是能判斷是不是受病毒感染，現在就是稀里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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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縣城：P藥只有一盒，要院長同意、必須是ICU病人才可以用
小楊（化名）的父親70歲，有高血壓、高尿酸等基礎病，之前幾次冬季感冒都曾發展到肺炎住院。生活在廣西某縣。
抗原陽了之後大約七八天，小楊的父親仍然頭痛，咳嗽還加劇了，於是住進了離家近的中醫院。CT顯示肺部感染明顯。醫生開了炎琥寧注射液，還有止咳化痰藥。
小楊之前聽說過P藥，向呼吸科主治醫師諮詢父親能否用。主治醫師表示自己沒聽說這個藥，看過小楊用手機查到的相關信息後，她說可以試試。
小楊在網上看到一份有P藥供應的全國公立醫院名單，發現其中包括本縣人民醫院。打電話去問，醫院卻只承認有阿茲夫定，不承認有P藥。她又通過在醫院工作的熟人打聽，答覆是「確實有一盒輝瑞」，但被預訂了、不能輕易動。
「我就心想先轉過去，邊治邊說，反正有阿茲夫定保底。」
小楊當時想。
人民醫院呼吸科已沒有病床，輾轉之下，小楊的父親住進了其他科室的病房，由呼吸科醫生指導該科室醫生治療。
成功轉院第二天，小楊再次找醫生談。「科室醫生很耐心，說有這個藥一定幫我開，但是查了幾次內部系統都沒有輝瑞這個藥，問我是不是了解錯了，讓我去找呼吸科醫生確認。」她回憶，「呼吸科醫生說並不知道醫院有這個藥，也查不到，讓我去藥房確認。」
「藥房一開始說沒有，我很確定有，讓他們再查一下。可能有人查到了，就有些言詞閃爍，說這個藥他們藥房沒法做主，要問藥劑科主任。」
最後，藥劑科主任與呼吸科主任電話溝通後給出答覆：P藥全院只有一盒，要經過院長同意才行，而且必須是ICU病人才能用。
「能用上阿茲夫定已經算很幸運了。」醫生寬慰小楊，因為阿茲夫定供應也非常緊張。
最後，父親服用了6天阿茲夫定，身體好轉，就停藥了，很快出了院回家休養。
後來，小楊自己轉陰後一直咳嗽，去發熱門診就醫，醫生說沒有新冠特效藥，給她開了3盒治療帶狀皰疹用的阿昔洛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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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某縣級市：沒有醫生知道怎麼用
一位92歲的老人，身患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等基礎疾病。她屬於新冠疫情中最高危的人群。她的兒子、兒媳都是當地三甲醫院的工作人員，獲取醫療資源和信息相對容易。當她出現感染症狀時，情況並不嚴重，只是有些低燒。因為當地送到醫院去的是高燒不退乃至昏迷的老人，因此，兒子和兒媳並沒有太當回事。
但她在外地工作的孫女，了解老年人感染新冠後的「沉默性缺氧」，表面上症狀並不明顯，但如果血氧度低於90以下，需要住院。她的一位朋友的奶奶，也是92歲，當天只有一些輕微的咳嗽，第二天一早就過世了，她印象很深。她讓父母用緊急買的血氧儀檢測奶奶的血氧，已經降到了80多。因為醫院住院人數爆滿，家裏正好有氧氣瓶，趕緊給老人用上。
在此期間，孫女花三千多元從朋友處搶到的輝瑞p藥也寄到，她的父母緊急問醫院的同事，呼吸科主任。但不管是呼吸科主任還是急診科主任，都表示沒有聽說過這種藥，更不知道怎麼用。因為醫院並沒有這個藥，因此更不會有相關的培訓。
一個熱心的醫生，仔細看了說明書，看到用藥禁忌，而恰恰這位老人服用的藥屬於其中，需要減量等一系列複雜的操作，醫生建議不用。因此，高價買到的輝瑞P藥，僅僅被用了一次，就束之高閣。
一家人在極度的焦慮中，觀察老人的血氧飽和度。老人的血氧上上下下，相熟的醫生也沒了主意，推翻「不用」的建議，讓家屬自主選擇——這距離老人出現症狀已有一周的時間，已錯過了感染五天之內使用的建議。幸運的是，老人最終的血氧飽和度回復到了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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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另一種意義上的浪費
在美國，治療新冠，醫生需要嚴格遵循診療指南。輕症患者使用的是被緊急審批的輝瑞P藥，默沙東的M藥也在診療指南上。但在現實中，因為兩者的數據相差甚大，絕大多數病人使用的是輝瑞P藥，只是少數不能使用P藥的才使用默沙東的。
而在危重症患者治療上，美國的診療指南推薦的是瑞德西韋。「在病毒學的概念中，感染五天內是病毒複製期，過了5天之後，是炎症反應期，Palovid在5天後就沒什麼作用了。」南加大重症室主任喬立人表示，在危重症治療中，沒有醫生會給病人使用輝瑞P藥。
2022年7月，FDA修改了Paxlovid的緊急使用授權，藥劑師也可以開出此藥處方。
美國政府也以每療程約530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數百萬療程的Paxlovid，這是輝瑞的批量採購折扣價。
有症狀的民眾可以登陸一個網站，經過線上問診開方，免費獲得P藥，線上護士問一下出現症狀的情況，出現了多久後，不用問詢者出示任何測試結果，就可以開出P藥，民眾可以到附近的CVS等藥房裏取。
因此，一些並沒有症狀的患者為了安全，也會上網站上謊報症狀拿藥。藥對民眾是免費的，藥房和開處方的護士或醫生也能賺到錢，開P藥非常簡單。但很多民眾囤了免費的P藥之後，也沒有用上，就當垃圾扔掉了。「反正買單的是拜登政府，沒有人會心疼這種浪費。」
一位醫生開玩笑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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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中國對P藥的使用無統一標準？
在中國，醫生開藥並沒有一套限定死的方案。醫生開藥首先遵循的是「循證」，這類文件一般由行業協會或者各種醫學組織指定的治療方案，通常叫XXX治療指南。因為是一種全國通用型的版本，所以這種治療方案常常以保險和安全性為原則
但指南大多是時候起到的是教科書式的作用，並不能完全覆蓋掉臨床藥物的使用。每個醫生都有自己的用藥風格，而真實世界裏病人情況千差萬別，也不是一兩套診療方案能完全限定死的。所以，醫生在臨床上到底會如何開藥，大多數時候是一個指南+經驗的結果。
醫生的主要KPI是治病救人和學術晉升，「學習新藥前沿知識」並不直接體現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醫生除非遇到「無藥可用」的情況，否則不會主動去了解一款新藥的臨床使用。因此，某個治療領域的指南發佈距離臨床大面積應用，中間隔的時間往往按年計算。而推動一款新藥在臨床使用的主要推手，其實是製藥公司。
回到P藥的臨床教育上，前段時間有新聞提到北京和上海一些類似醫聯體的機構在線上培訓Paxlovid的使用。這種學術會議大部分是學會發起，但是牽頭者是藥企，醫藥上市公司高額銷售費用里有很大一塊比例就在於此。
而另一邊，雖然早在2022年3月份第九版新冠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納入了Paxlovid，但一來彼時中國還未完全放開，新冠患者人數規模本就不大，重症患者幾乎沒有。院內基本也沒有P藥的用武之地，製藥公司也就沒有推廣的場景和必要性，醫生也就壓根不了解P藥到底該如何用。
二來，此次疫情防控的調整比較突然。對於輝瑞本身，立即招聘相應的醫藥代表，讓代表進院教育以及在各市縣區組織學術會議都需要大量時間。此外，疫情高發導致的科室內從早到晚連軸轉，也減少了醫生去接受P藥具體用法的接觸場景。
當然，輝瑞可以在短期內通過砸錢、砸人力來大幅提升學術教育的活動。但一來供貨情況嚴峻之下，短期大規模投入很難得到什麼大的回報；二來，價格和醫保帶來的可及性這兩塊，都存在壓制因素。輝瑞缺少動機。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此次新冠疫情重症感染書驟增，大量病人湧入急診病房，以至於很多其它科室也不得不加入到呼吸重症的治療當中，其中甚至出現婦科和兒科的病床用來住新冠肺炎患者。呼吸科和感染科對P藥也都只是「初見」，其它科室更是因為機理不同，理解起來雖然不說有千差萬別，但也有不小的障礙。
種種原因，造成現在很多臨床醫生雖然是新冠患者的直接救治方，但具體對於一款新藥的適應證、用藥禁忌、服藥細節、不良反應處理等等，完全做不到面面俱到。
這背後的一個宏觀原因，一方面還是「臨床診療」是一個很難被標準化的過程，需要因人而異，對症下藥；另一方面，中國在診療標準化的路上，做的工作也不夠。
在醫藥代表進入中國之前，醫生要學習新藥知識，只能每年申請中華醫學會一年舉辦一次的用藥培訓會議，很多醫院的名額只有個位數。後來隨着製藥行業逐漸成熟，各種年度、季度學術論壇遍地，每家藥企也會牽頭去開科室會議，但這需要一家一家的去做，沒辦法在全國範圍內一勞永逸。
很多時候，一款創新藥物進醫保兩到三年後，在一些小地方的三甲醫院甚至看不到這款藥；不少像心血管、糖尿病等慢病領域的產品，用得最多的還是上個世紀的品種。
這是藥品流通領域的難題，也是[中共]醫療體制的歷史積弊。
